从北宋交子的纸币探索到“法至精密”的山西票号，从近现代以来的金融实践到当代中国金融体系取得的长足发展……古往今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彰显着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验愈发受到各界关注。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昀所著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书面世，该书以五千年文明根系为锚，从文化基因层面探究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从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和依法合规五个方面讲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货币金融故事。
如何理解金融文化？怎样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内核与实践要求？如何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董昀。
《金融时报》记者：您在书中提出，文化是金融活动背后的深层影响因素，各国的金融发展道路根植于金融文化。该如何理解“金融文化”这一概念以及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源？
董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完备的价值系统。既然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妨将金融文化的核心大致理解为在金融系统中决定或影响人们的金融行为选择的价值系统，其中蕴含道德观、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等主体内容。
概言之，金融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命体，要解决的是怎么看金融、怎么干金融这两大系列问题，其中包含了信用观、财富观、义利观、风险观、创新观、法治观等具体内容。首先要搞清楚，金融有哪些基本功能，金融对人类社会有什么用处，金融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正确定位是什么，为什么要干金融工作？这些都属于“怎么看”的范畴。然后要进一步搞清楚，金融工作中什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优先做，什么往后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些则属于“怎么干”的范畴。
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各具特色，对于金融的定位与认识也大相径庭。由此，世界各国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金融发展道路。例如，个人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由自由市场机制驱动的金融发展“英美模式”；讲究秩序感和注重合作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特征的金融发展“德国模式”。
再看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出来的，它之所以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显著区别，关键在于中国特色。而这条道路上的中国特色，自然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培育。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深厚积淀基础上形成的金融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内在驱动力，铸就了这条道路的“中国特色”。反过来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逻辑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之中，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
《金融时报》记者：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将其概括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框架中，您如何理解上述这五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董昀：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既有各自的侧重点，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内核。
具体地看，诚实守信是金融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守不住这条底线，金融活动便不可持续；以义取利规定了金融活动的目标和路径，只有杜绝唯利是图，使盈利服从于功能发挥，才能使金融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稳健审慎是金融工作的总基调，力戒急功近利，做到稳中有进，才能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守正创新是金融活动的动力源泉，守正是金融的初心使命，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这一宗旨开展金融创新，避免脱实向虚，就能为继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持久的动能；依法合规为开展金融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严惩违法犯罪者，保护遵纪守法者，弘扬法治精神，最大限度减少胡作非为，是维护金融秩序，确保金融安全的根本举措。
总之，作为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在逻辑是：在守牢信用基石的基础上确立行为目标，随后把握工作基调，激发动力潜能，最后明确行为规则，这五个环节共同构成了一套覆盖金融活动全过程的价值体系和金融工作方法论。
《金融时报》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与货币金融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您能否从货币金融实践和思想这两个角度作出解释？
董昀：在长期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滋养。
从货币金融实践层面看，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体系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货币制度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但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晰，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货币的职能、铸造方式、铸造技术、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从货币金融思想层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货币金融现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有些见解还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贡献。例如，《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或许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讨论，等等。凯恩斯在1912年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就曾经感叹道：“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理论”。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为何要强调“义”与“利”的关系？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对金融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董昀：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在金融领域开展义利之辩就是要处理好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金融业追求的“义”就是要坚持金融的人民性，适应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努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资金血脉畅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承担行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得以分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红利，从而获得可持续的收益，这便是金融的“利”之所在。
在金融工作中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要使盈利服从于功能发挥，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践行国家大义、履行金融功能是金融行业获取利益的根本依托和必由之路，义与利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契合、辩证统一的。在发挥金融功能，助力实现最大多数人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金融业也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获得必要的利润，不断发展壮大。
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突出一个“稳”字，稳汇率、稳预期、稳投资、稳增长、稳金融，通过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稳定经济运行，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这就是货币金融活动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义”。同时，我国在稳的基础上化解金融体系风险，深化金融机构改革，使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快速提升，自身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以义取利”。
《金融时报》记者：当下，一些金融企业在寻求发展、服务客户的同时，又会面临合规的风险。您认为，“守正”和“创新”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董昀：守正创新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守正，是为了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为什么创新的问题。创新，则是实现守正的根本动力，是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的途径和手段。坚持守正，金融工作才能不迷失自我，避免走向脱实向虚的歧途。勇于创新，金融工作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动中国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进程中由大变强。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不要过度迷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不能放任金融活动脱实向虚，一味追逐短期收益；而要努力地让金融创新为财富的创造和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也就是要在“守正创新”的原则下推动金融发展。
长期以来，金融体系普惠性不足，不能很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金融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实施金融创新活动，不断推进产品创新、场景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在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方面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和中小微企业的需要，有力提升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普惠性。这就是守正创新的一个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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